关于冬天小草的古诗
1、瘴江冬草绿,何人惊岁寒. 〖种竹〗(元稹) 昔公怜我直,比之秋竹竿.秋来苦相忆,种竹厅前看.失地颜色改,伤根枝叶残.清风犹淅淅
何谓“赋”？
在中国文学史上，赋作为一种独特的文体，历来受到文人的重视，特别是汉赋，从题材、体裁、表现方式、审美形式上，都极大地拓展了中国文学的表现空间，所以，从《文选》开始，赋的创作常常被放在文人文集之首。但是，什么是赋，即哪种文体可以称为赋，哪种文体不可以称为赋，赋是什么，即赋究竟应该属于诗歌还是散文，或者是一种其他的文体，至今仍是一个需要思考的问题。
20世纪以来，研究赋文学的人，对赋的内涵和外延进行有益的研究。有学者在诗歌、散文等文体中寻找赋的位置。20世纪初期的曹聚仁先生，曾经发表了《赋到底是什么？是诗还是散文》的文章。到了20世纪末，赵敏俐著《汉代诗歌史论》，则把汉赋纳入汉诗之中进行考察。另一方面，赋文学究竟包括哪些文体，也是学者们关注的问题。游国恩先生等主编的《中国文学史》，以及各类赋体文学研究著作、汉魏赋体文学选本，甚至包括最近几年的新编文学史著作，则把一些没有标明是“赋”的作品，如七体、对问体文学，都列入赋文体中。费振刚先生等编篡的《全汉赋》，也是依此为取舍标准，故比《文选》及清人陈元龙所撰《历代赋汇》等选本的编选标准要宽泛得多。
毫无疑问，对赋体文学的内涵和外延的探讨，意味着赋体文学研究的不断深入。但是，客观上，我们也应该看到，上述观点，有可能使赋体文学的界限变得模糊，并最终影响到对赋体文学传统和赋体文学的文体特征的清晰把握。
赋文体内涵和外延的模糊性，始于《汉书·艺文志》，班固云“不歌而诵谓之赋”，以屈原作品为赋，以为荀子、屈原都是“作赋以风”。无论班固之“赋”所指是不是文体，但是客观上我们不能排除班固以荀子、屈原作品为赋体文学的可能。所以，近人骆鸿凯先生《文选学·体式》认为“赋辞通称，辞为大名，赋为小名，其来已旧”。
不过，我们也注意到，在班固之前，司马迁《史记·屈原贾生列传》：“屈原既死之后，楚有宋玉、唐勒、景差之徒者，皆好辞而以赋见称；然皆祖屈原之从容辞令，终莫敢直谏。”司马迁的这一段话，使我们也可以认为司马迁在这里区分了“辞”和“赋”二者，并且告诉我们，“辞”和“赋”是两个既互相联系，又互相区别的文学体裁，宋玉、唐勒、景差等人喜欢“辞”，而其成名却是“赋”；宋玉等人的文学成就主要应该来自于赋，他们在政治上虽不能“直谏”，但在艺术上的“从容辞令”，与屈原并无不同。拙文《论宋玉唐勒景差“好辞而以赋见称”》对此作了辨析，认为楚辞是诗，而宋玉等人的赋不是诗。
虽然楚辞是赋的重要源头，但是，赋和楚辞不同，这是刘勰早已指出过的，《文心雕龙·明诗》云“逮楚国讽怨，则《离骚》为刺”，则是以楚辞为战国时期的诗。而《文心雕龙·诠赋》则说：“于是荀况《礼》《智》、宋玉《风》《钓》，爰锡名号，与诗画境，六义附庸，蔚成大国。”如此，则刘勰明确表示，赋肇始自荀子、宋玉，而屈原并不能算作是开创赋体文学的人。当然，屈原的作品，特别是《卜居》、《渔夫》，以及收在楚辞中的宋玉等人的作品《九辩》、《招魂》、《大招》，是从楚辞到赋体的过渡，与赋体文学有很大关系，这也是不容否认的。（参看拙著《战国文学史》第六章，武汉出版社1996年版）
20世纪以来，很多学者把赋的起源放在汉代，认为自枚乘《七发》，然后才有大赋，而宋玉的赋不可靠。到了20世纪末，随着《唐革赋》的发现，原来的假说都不攻自破，那么，赋文体的起源，还应该回到刘勰所谓爰锡名号、与诗画境的荀况《礼》、《智》、《云》、《蚕》、《箴》等《赋篇》，以及宋玉《风赋》、《钓赋》、《高唐赋》、《神女赋》、《登徒子好色赋》、《大言赋》、《小言赋》等作品中来。
《文心雕龙·诠赋》说：“赋者，铺也；铺采摛文，体物写志也。”刘勰的这个论述，准确地抓住了赋体文学的基本特征。赋体文学是古诗之流，是从《诗经》六义发展来的，是文学侍从贡献给君主或者皇帝的，班固所谓“或以抒下情而通讽喻，或以宣上德而尽忠孝，雍拥揄扬，著于后嗣，抑以雅颂之亚也”（《文选·两都赋序》）。考察荀子、宋玉赋，我们发现，司马相如、扬雄等汉大赋作家的赋体文学作品所具有的特点，在荀子、宋玉赋中都有明确体现：首先，赋体文学的创作目的是为了讽谏，而且，赋体文学一般都继承《诗经》传统，用序说明创作的目的；其次，赋体文学以对问为基本的结构形式。第三，赋体文学以铺陈排比为基本的描写手法。第四，赋体文学都追求宏丽温雅的审美风格。
由于赋体文学产生在纵横家辈出的战国时期，又由于最初的作者与楚辞有不解之缘，所以，赋体文学自产生之时，就带有纵横家和屈原的影子。但是，赋体文学的最直接的精神传承仍然是《诗经》，从班固、刘勰，一直到程廷祚都强调赋和诗的联系，这是有道理的，而今天的学者更多强调楚辞和战国纵横家对汉赋的影响，而忽略赋体文学在创作目的上与《诗经》的联系，难免有舍本逐末之嫌。
又由于赋体文学在汉代的突出地位，它对汉代的许多文体都产生了影响，而这种影响，也许是互动的关系。日人铃木虎雄《赋史大要》以为“赋颂通名”，近人刘永济先生《十四朝文学要略·赋家之旁衍》云“赋或与箴颂合流”，“或将论说同驾”。案扬雄《酒赋》，又名《九箴》，马融《长笛赋》，又称《长笛颂》，王褒《洞箫赋》，又称《洞箫颂》，项安世《家说》云贾谊之《过秦论》、陆机之《辩亡论》，“皆赋体也”，刘永济先生认为《文选》设论一目，即《答客难》、《答宾戏》、《解嘲》之文，“故赋家之滥觞”。这样的观点，如果强调的是赋与上述文体在汉代某个作家个案之中的相互影响，无疑是看到了问题的实质，但如果把这种影响无限夸大，那就是有害的了。因为箴、颂、论等问题，与赋的功能划分，应该是非常清楚的，所以，章太炎《国故论衡·诗辩》云：“《答客》、《解嘲》兴，文辞之繁，赋之末流尔。”至于以宋玉《对楚王问》为代表的对问体，实际上也是一种应用文体，而以枚乘《七发》为代表的七体，与对问体一脉相承，《文心雕龙·杂文》把它归入杂文之中，应该是很准确的。
要之，今天研究赋文学，我们对赋文学的内涵的认识，固然有不断深入的必要，但是，对于赋的外延，我们应该严格区分赋和受赋文学影响的其他文体的文学，我们应该把我们的研究范围，重新回到《文选》和《历代赋汇》所确定的范围中，就是严格限制在以赋命名的作品中，只有这样，我们才能准确把握赋的内涵及其本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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